David Lindenmayer和Ben Scheele在本期的《视角》文章中写道，尽管获取科学研究数据的日益方便带来了许多好处，而且它也代表了一个应被广泛接受的过程，然而，就保护濒危物种而言，它其实会带来问题。如在其它领域中所见的所谓“双重用途”等两难处境，作者强调，那些有关罕见物种文章的发表，虽然其目的是为了帮助保护濒危物种，但它们最终却越来越多地在不经意间加剧了各种不法行为（如偷猎），后者会威胁生物多样性。为了避免不知不觉地促成物种的进一步减少，作者说，生物学家必须快速“抛弃”他们有着400多年出版文化中的某些部分，例如，他们应该重新评估发表罕见濒危物种位置数据的益处。Lindenmayer等承认，以这种方式来限制信息的发表并非毫无代价，但他们说，这些代价必须与资讯公开所致伤害的日益增加进行权衡。作者讨论了这类权衡取舍受到评估的其它科学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数据双重应用）。例如，像古生物学和考古学等领域长期坚持对地点位置信息设限，它们还支持政府对限制化石和文物收集与交易的管控条例。Lindenmayer和Scheele简要勾勒了数据发表的新策略，它们能更好地保护濒危物种，其中包括通过只提供非常宽泛的位置坐标来屏蔽空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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