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学的最新和快速发展继续令人类与其它活生物体间的界线变得模糊，并同时令什么是及不是人类或人类组织的法律定义承压。Bartha Maria Knoppers和Henry Greely在一篇《政策论坛》中就这些进展是否需要政策制定者修改目前的什么是“人”及“活体”的定义及界限进行了讨论。虽然法律和伦理都将人类及其组成部分（如组织或器官）视为特殊且不同的事物，但Knoppers 和 Greely写道：“生物科学的进步正在悄悄地蚕食构成我们社会所本的规范结构基石的经典法律界限。”作者提出，与其重新开始并再次定义基本的法律概念，不如继续灵活运用传统方法，而符合“大体上是人”可充当确定具有“人”的法律权利和义务的一个良好的起点。试图对人类、活人或人体组织的法律界限进行重新分类常常会受到简化主义的威胁。例如，有人提出，人类基因组定义了“人类”，但根据作者的说法，并没有单个已定义的“人类基因组”—每一人类基因组都是独特的，并且在每一代中都在不断变化。同样地，异种移植、人类/非人类嵌合体、类器官和复活的“死”组织都模糊了“人类生命”与受到法律承认的个体之间的界线。Knoppers和Greely提示，用“实质上是人”作为法律界限可允许有具人类特征的活体生物（但不需要其具有精确的人类特征），这可令法庭、科学家和医生对未来新兴的生物技术的法律定性变得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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