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交媒体的研究：事实存在但具误导性的内容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及“超级信息分享者”的特征

一项探索接触虚假信息对现实世界影响的新研究报告称，事实存在但却是误导性的疫苗信息在导致对接种疫苗感到犹豫方面的影响要比已经标明的虚假信息的作用强 46 倍。第二个旨在更好了解“超级信息分享者”特征的研究报告称，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X 平台（即以前的推特）上流传的假新闻中有 8 成是由 2000 多名超级信息分享者传播的；该研究样本涉及 X 平台上逾 66 万名选民，它发现：这些超级信息分享者主要是思想保守州内的共和党籍的中年女性；“超级信息分享者”在此指的是这样一小群人，他们被发现正越来越多地参与虚假信息的传播。

虚假信息，特别是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虚假信息，被认为是对全球科学、公共卫生和民主进程的重大威胁。尽管如此，接触虚假信息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仍属未知。此外，那些传播最多虚假信息者的特征和其影响力也很难确定。两项独立研究的作者在此通过定量分析弥补了这些知识上的空白。他们的发现为设计更有效的遏制虚假信息传播的策略提供了线索。

在第一项研究中，Jennifer Allen 和同事评估了在 2021 年推出首批 COVID-19 疫苗期间在 Facebook 上分享的事实准确但具有欺骗性的疫苗相关链接的影响。在美国的疫苗接种率低被广泛归因于社交媒体所传播的虚假信息。尽管一旦被 Facebook 所聘请的第三方事实核查人员标记为虚假信息并予以揭露之后，有关疫苗的错误明显信息的影响就会受到压制，但内容较为含混模棱的信息（即来自可靠源头的事实存在但却可能具有误导性的怀疑疫苗的信息）往往不会被标记为错误信息。这种真实但却具误导性的信息的一个实例是发表在《芝加哥论坛报》上的一篇报道：“一名‘健康’医生在接种 COVID-19 疫苗两周后死亡；CDC（疾控中心）正在调查原因。”虽然没有证据表明疫苗与该例死亡有任何关系，但这个标题的设计虚假地暗示了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该平台上有近 5500 万人看到了这则报道。Allen 等人结合实验室中的实验结果、大众外包信息和机器学习等来估计 1 万 3206 个与疫苗相关的 URLS 对大约 2.33 亿个美国 Facebook 用户接种疫苗的因果效应；结果发现，未被标记的虚假信息导致人们对接种疫苗感到踌躇不决的作用要比已被标记的虚假信息的作用强 46 倍。

在第二项研究中，Sahar Baribi-Bartov 和同事就谁应该对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 X 平台上传播有关投票的虚假信息负责进行了调查。据作者披露，人们对由具体用户传播假新闻的情况知之甚少。Baribi-Bartov 等人对推特（Twitter）上的超级信息分享者进行了评估；他们发现，在一个人数为 66 万 4391 名美国注册选民的样本中，在 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在 X 平台上分享了 8 成假新闻者仅为 2107 人。作者在对这些个人进行人口统计细分时发现，居住在三个基本为保守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和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籍中年白人女性的占比显然过高。这些人通常来自教育程度较低但收入相对较高的社区。此外，作者还发现，超级信息分享者的海量内容是通过手动方式及不断转发产生的。这项研究的一个关键发现是，这些超级信息分享者（尽管他们只占用户的一小部分）会比普通用户具有更大的参与度，他们联系紧密、影响力大，涵盖了该平台上约 5.2% 的注册选民。

Sander van der Linden 和 Yara Kyrychenko 在一则相关的《视角》中更详细地讨论了这两项研究中的每一项及其局限性。

对研究趋势感兴趣的记者请注意，《科学》杂志在 2019 年 1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评估了在 2016 年选举期间在 X 平台上假新闻的泛滥情况（https://www.science.org/doi/10.1126/science.aau2706）。